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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许多历史教科书中，总有人把“战乱”当作百姓困苦的最大罪魁祸首。但事实是，战争虽然残酷，却往往只是一时的，而真正让百姓世代沉沦的，是土地兼并。
什么叫土地兼并？简单点说，就是有钱有势的人，用各种手段把小农的地一块块吞掉，最后变成千亩良田一个人说了算，而无数农民却连一亩薄田都没得种，只能给人当佃户，甚至变成流民。
更可怕的是，在很多王朝的后期，这种事情不是偷偷摸摸干的，而是赤裸裸地公开操作。因为干这种事的人，往往就是朝廷的命官、权贵的亲戚、皇帝的外戚，谁敢查？谁能管？
东汉末年，《后汉书》里写：“大姓之家，田连阡陌，奴婢成群，至有千人之户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些豪强地主，一家的地就能从村东头连到村西头，奴婢像蚂蚁一样成群结队。而这些地，原本全都是无数小户的生计之本。
根据东汉中期的数据，建初年间（约公元80年）全国有户数800多万，到了灵帝年间（约公元180年），官方户籍仅剩400多万户，减少近一半。但人口并没有相应减半，这说明大量百姓“脱籍为隐”，也就是逃税逃徭役，成了黑户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没了，身份成了佃户、奴仆或者流民，没资格登记为自由民。
这就是“国家不动”的沉默暴力：朝廷不颁布禁令、不清丈土地、不调查兼并，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对百姓来说，这比抢劫还狠，因为强盗打劫你一次，但官府的沉默，是让你一辈子、几代人都失去翻身的机会。
看看谁是最大的兼并者？不是商人，不是土匪，而是“有职有权”的人。
咱们看一个例子：西晋的石崇。
石崇是西晋的高官，历任太守、中书令，是典型的“世族官二代”。他的家里到底多富？据《晋书》记载，他家的仆人有数千人，单是女仆就几百。每天喝酒吃肉，衣裳天天换。最夸张的是，他家的狗用金项圈，马棚里的马披绣花毯子。
但他的钱从哪儿来？靠薪水？不可能。真正的源头，是“吞地”。石崇在当官时，用职权把周边百姓的土地强买强占，有的用欺骗，有的干脆靠威胁。谁敢不卖？一纸公文下去，你家的田就成了“皇庄”，你再种就是“侵占国有资产”。
西晋有个笑话：一县县令刚上任，查地方土地，发现全县三分之二的地居然登记在石崇名下。气不过，跑去中央告状。结果呢？三个月后这县令被调职了，而石崇的田却又多了几百亩。
这不是个案，这是制度性腐烂。东晋时，王敦、王导这些王氏家族，基本就是一省之地的“隐形皇帝”。土地、赋税、劳力、徭役全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名义上你是“国家的百姓”，但实际上你是“世家的佃户”。
最离谱的是，这些人还可以“避税”。名为“义庄”、“家庙田”的土地，不用纳税，不用徭役，而且皇帝还不敢查。于是，百姓的负担加重，而这些巨富却“合法躺赢”。
这就是暴力的高级形态：不用刀，不用枪，只用“制度漏洞”和“身份特权”。
你不妨想象一下，一个普通村庄的变化：
在初期，村里有五十户人家，每户五亩地，自己种自己收，交税合理，过得紧巴但不算苦。可十年后，大户人家陆续买下村中弱户的田，有的低价收购，有的则是逼迫出让。
再过十年，整个村庄只剩三家地主，其他人全成了佃农。
佃农得给地主交三成粮，还要给县里交税，年年颗粒无收。最后，年轻人逃荒，老人病死，妇女被逼卖身，村庄慢慢凋敝。
这不是小说，而是真实的历史。宋代张咏任职河北时说过一句话：“今民多贫，无田而负租，役又重。”意思是老百姓没地了还要交租，徭役又沉重，活得比牛马还苦。
清朝嘉庆年间的江南，地主兼并成风。江苏丹阳一个县里，有一个姓张的家族，拥有良田一万三千亩，占了全县一成耕地。而他们家仅有十几口人，全靠佃农种地活着。
张家每年光收租就能得八千石粮，自己家吃不过来，全卖给城里的粮商。而这些粮食，本该是农户们的命根子。农民得靠“吃自己口粮换来的铜钱”去“买回自己的收成”。
兼并不是一时的掠夺，是系统性的剥削，是长年累月的“慢性杀人”。
有些人会问：皇帝难道不知道这些事吗？难道没有人给他上奏章吗？
当然有！汉武帝时，就有贤臣主张“限田法”，希望限制贵族兼并土地。到了东汉，更是有一批“清流派”反复进谏，要求朝廷清丈土地、打击兼并。
但结果呢？
不是被搁置，就是被贬官。原因很简单：朝廷中坐着的，多是兼并得利者。你让他们去打自己，谁会真动手？
唐朝中后期，有人建议恢复均田制度，结果遭满朝贵族抵制。一个太子太傅冷笑说：“吾家千顷良田，岂容匹夫夺之？”
宋仁宗时，范仲淹改革地方吏治，想清查田地和赋税情况，结果遭到朝中“士大夫集团”的联合反对，最后含泪下野。
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：朝廷不是不知道问题，而是制度己经“被兼并者主导”。
国家机关成了“权贵联盟”，老百姓的命，自然不会被放在第一位。
所以才有“大明洪武年间的铁令”：官员不得兼并田地，不得私设佃户，违者抄家流放。
但到了成化、弘治年间呢？朱元璋的这些令，早就变成了摆设。官员土地照兼，百姓苦难照旧。
土地兼并并不只是百姓的灾难，它也是国家自毁根基的毒药。
怎么讲？
看个数据就明白了：
东汉永平年间，全国户籍人口约五千六百万，征税的田亩在七千万亩左右；而到了献帝末年，实际可征税人口降到两千万，田亩数也只剩两千万亩。
什么意思？三分之二的人口，三分之二的田，全都“消失”了——但其实没消失，只是落入了“免税豪强”的口袋。
国家财政收入一降再降，军队军饷不足，边境兵力削弱，战斗力严重下滑。
到了汉末黄巾起义前，许多边郡连募兵的粮草都凑不齐；而豪强地主却在内地“养兵千人”，操练私军，坐等朝廷垮台。
这就是一种讽刺：国家的军费被兼并夺走，最后国家只能靠百姓去镇压起义，但百姓其实正是起义者。
财政空虚、民怨西起、军力削弱，国家的“内生力量”一天天被抽干——可怕的是，这不是外敌干的，是国家自己默许的结果。
元末，江西有一个叫临川的小县，这里原是富庶之地。
但元朝后期，地方豪强利用“世袭世职”的政策，不断扩张庄园。临川县原有登记田亩六万亩，到至正十五年时，登记数不到两万亩——其余田地全进了“义庄”、“庙田”账上，不用缴税。
县衙收不上税，开始强征剩下百姓的口粮，导致大量佃农破产出逃。
其中有一批人逃到邻县深山里，建了个叫“石洞村”的隐村，自耕自食，拒绝一切官府徭役。
这个村子首到明朝初年都不愿归户，朱元璋派人招安，也没人愿意回来。
这个故事被记载在《明太祖实录》中，被称为“山中亡民”。朝廷知道他们的存在，却一首没能力管回来。
这不是一村人的故事，而是那个时代数百万流民的缩影。他们“看不见”，因为国家没有再去管他们的生死；他们“活着”，但不在国家的财政系统里。
这就是“国家不动”的可怕：你不是被打死的，而是“被系统放弃”的。
土地兼并之祸，从汉到唐，从宋到明，从没断过。每一次大规模的兼并潮，几乎都预示着一个朝代的末路。
因为当国家失去对土地的掌控，财政崩塌、军队瘫痪、百姓逃散，动荡就不可避免。
而最可怕的，是这种过程常常没有血流成河，没有刀枪交战，而是悄无声息地，在官员的批文里、在税册的空白里、在村庄的寂静里，一寸一寸完成。
国家不动，百姓皆瘫。
而在这沉默的暴力背后，是一个个被吞掉的村庄，一户户隐没的百姓，一代代再也起不来的穷人。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他们说话，终将也没有人替这个国家说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