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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古代社会，“耕者有其田”曾是一代又一代百姓最大的梦想，也是朝廷稳定天下的重要承诺。但这个承诺，从来就不是铁打的；尤其在清代中后期，“耕者”慢慢沦为“佃者”，“有其田”也变成“租田过活”，说白了就是一场被豪强精英圈走的土地大洗牌。
这一章，我们不讲道德，不讲情怀，只讲一件事——农民是怎么一步步失去土地、掉进“佃户牢笼”的。
提到“圈地”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欧洲的“羊吃人”，但别以为中国就没这一套。只不过我们玩得更温柔、更官气——不是用围墙，而是用“账本”。
在清代南方，尤其是江南、福建、广东一带，有钱人不是去开店，也不是盖楼，而是——买田！因为田地才是真正保值增值的法宝。
比如广东梅县某宗族家谱里记载：“祖宗三代购田五百亩，立族学、祭田、义田，租入年银三百两，子孙各享。”什么意思？买地就是为了吃地租，子孙靠着祖宗的地收租过日子，连鸡毛蒜皮都安排得清清楚楚。
而这些田是谁的？不是空地，也不是官地，是一个个破产的小农手里的——收成不好，借债过活，还不上债，就把地卖了；豪强一出手，“银子一撒”，地就换了主人。
到乾隆朝，全国田地集中趋势愈发严重。根据清代官方的田赋统计，全国田亩登记总数保持在八亿多亩上下，可是其中不到20%的地掌握在普通农户手中，其余全归豪门士绅、庙产寺田、宗族义田等控制。
这些地的一个共同点是——不缴税。
换句话说，老百姓手里那点“交税小地”被层层挤压，而真正的“富地”藏在账本背后，稳收租，不交税，稳坐江山。
以前，“有地农民”是百姓中最有尊严的一类人。种自己的地，交自己的税，有点余粮还能存点银子娶媳妇，过年杀头猪请邻居喝酒。
可当土地被买走，他们变成“佃户”——租别人的地、交别人的税、种别人的庄稼，到了年末还要低声下气磕个头：“老爷，今年收成差，求减租一斗……”
佃户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租客，而是带着半个“奴”字的契约。
一是租额高：一亩地，收成十斗，起码要交五斗租，有些地甚至要七斗。
二是规矩多：旱涝不调租，虫灾也不算，庄稼死光了照样交足。
三是不能搬：佃户不能随便换地主，也不能随便退地。地契上一写就是“年年续租，代代传承”，听起来像福利，实际上像镣铐。
清代某县志记载：“某乡李家田三百亩，佃农三十余户，十年换不一人。”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打工，是“打一辈子工”。
山东东平县，有个王姓人家，祖上本是当地小地主，有三十亩薄田，自耕自种，吃穿不愁。后来因旱灾连续两年无收，只好向本地赵家地主借银子周转。
赵家开口利息六分，一年翻本；王家只好将田地抵押。
第二年，实在还不起，赵家干脆让他们“继续种，但归我名下”。于是，王家从地主变成了赵家的佃户。
从此以后，王家每年交租三石粮，还得送一只鸡、一只鹅、一对鞋垫作为“节礼”。三代人下来，连翻身的念头都不敢有。
有一年，王家老爹王广生病了，实在种不动，儿子去赵家求减租。赵老爷淡淡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能种了，就让你女儿来帮种。”这一年，王家的女儿没再进书房，只穿蓑衣进了地头。
你可能会问：朝廷就不管？事实上，他们不是不想管，是根本不敢管。
明代张居正曾大张旗鼓推行“清丈田地”，想搞清楚谁家有多少地，好统一纳税。结果地方官、乡绅、地主三方联合“对抗”，丈田的人被打死、数据被篡改，最后草草收场。
清代也出台过“禁买农田”“限田免税”等政策，但全成了一纸空文。原因很简单：
地主是国家税收的二传手，动他们等于断财政；
地主是地方治安的“协管员”，得罪他们地方乱；
地主往往是读书人，是科举体系里的一员，动一个地主，得罪一帮“举人老爷”。
朝廷最后干脆一拍脑门：不查了，你们爱咋分咋分，税收我照旧收，底层破产了就再征新丁。
到了乾隆、嘉庆年间，整个社会己经变成了“地租驱动”的结构。地越多，赚得越多；人越穷，租得越重。
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广州附近观察到：“一个地主坐在家中，每年收地租三千银两，从未劳作一日，而村中百姓日夜劳苦，反仍饥寒。”他感叹道：“此间之贫富悬殊，非吾欧洲所见。”
这不是“发展问题”，而是“结构问题”。
因为：土地只有那么多；豪强只进不出；佃户只退不进。
古人讲“王者之道，教民务本”，本就是“土地为本”。可惜，从明末到清代，百姓越来越不是“土地的主人”，而成了“地主的农具”。
如果一个国家的土地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；如果种田的人不再为自己种，而是为别人的口袋种；如果失地的人连逃都逃不掉，只能代代相传当“租户”——那这个国家表面再强盛，骨子里其实己经空了。
这不是农民的失败，而是整个制度的失败。土地，是养命之本。丢了土地，百姓就会丢掉尊严，丢掉自由，最后丢掉活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