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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以为“剿匪”是打仗，其实是屠村。我们常说“平叛”、“剿匪”，总以为是军队对抗军队，兵对兵，将对将。可历史里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。所谓“剿匪”，其实更多时候是一场对百姓的战争。
朝廷心里很清楚，真正闹事的不过是几千人、几万人，但他们选择的大多不是“精准打击”，而是“全面清除”。地方一有风吹草动，哪怕只是村里人失踪了两天、城外有几个人带刀走过，地方官就会把整片区域标记为“盗贼活动区”。上报给朝廷后，来的就不是劝导团，也不是抓捕队，而是一支军队，带着火油、斩马刀、铁链和一个冷冰冰的命令："清剿。”
什么意思？清地。人、畜、田、屋——一概不留。
“平叛”其实是“洗村”，这是王朝治理的秘密规则。
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安史之乱期间，唐将李光弼在河北执行“弃地清野”政策：三百里内焚毁村庄、砍掉庄稼、填平水井，十万户百姓被迫迁走或首接被杀。
这就是中国版的“焦土战术”。不管这些百姓是不是叛军，只要他们有可能供给叛军，那就全毁了。
按理说这会激起民愤，但在朝廷看来，只要叛军灭了，百姓以后会忘得一干二净。更重要的是，“百姓命不值钱”，是他们默认的政治逻辑。
明代最典型，比如永乐年间讨伐南方瑶乱。
《明实录》记载：凡破瑶寨，悉焚房屋，杀男丁，女童分赏将士。其余老弱，或押往他地耕种，或“弃之山谷”。
到了清代更系统。
清军“剿匪”有一整套标准化流程：
杀“匪首”，示众。
焚村——一把火下去，无论有没有人家。
迁民。把剩下的百姓强制迁走，空地设营。
这是战术，更是策略。他们不管有没有真正的“贼人”，只要有“可能”，就先灭了再说。
你以为百姓是“被保护的”？错，他们在平叛逻辑里，只是“可能窝匪的人”。
这不是虚言。清朝嘉庆年间，白莲教之乱爆发后，西川南部某地传出“贼人过境”。当地百姓提前上报，表示愿配合追查。
结果军队一来，发现找不到贼人，就首接把村长抓了审。村长坚称不知，军官说：“你不知道就是窝藏。”
于是全村一百多户人被定为“窝贼之民”，抄家、诛男丁、迁妇孺。
官军的逻辑很简单：如果你没报，那是窝贼；你报了，但我们抓不到，那是你隐瞒。左右都是死。
明末天启年间，山东临清附近闹饥荒，一支流寇路过，强抢粮食。村里一位老者上前劝说，想保下村粮。
结果第二天官军到，听说这人和“贼人说过话”，就当场斩首。
接着问：“谁是他家人？”他儿子站出来，说：“父亲为村里挡灾……”话没说完也被拖去杀了。
军官冷笑：“一门贼种。”
谁是贼，谁不是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官军要一个“清除”的结果。
清朝的军功制度首接刺激“人头战”：剿匪战场上，士兵斩首一个“贼”，可换军功一次。
问题是：怎么证明他是“贼”？
——没人管。
所以往往出现这种事：士兵攻入村庄，无人反抗，但只要杀几个“青壮年”，带着人头一交，就能记功。
《剿匪纪略》中记载：乾隆三十六年，西川绥定营有兵卒“剿贼”斩首五级，后经查实，均为无武装村民。
但军官一句话：“可疑者即贼。”案件不了了之。
不是处理罪犯，而是处理“不安分的人口”。“有反动潜力的”，“思想不稳的”，“家庭成分不良的”，都能一锅端。
明清王朝只是用刀和火来完成这种“筛选”。剿匪，其实是政治清洗。
安史之乱八年，唐朝军队对中原腹地进行了十余次“清剿”。
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河北、河南等地原有人口千万，到战乱后十余年，仅剩一二百万。
不是战死的，是饿死、病死、被官军杀死的。
白骨露野，十室九空。
战后唐朝还组织迁徙“实边”，把关中、巴蜀的人迁往中原填空。可惜新移民也很快在新的“剿匪行动”中被一轮一轮清洗。朝廷的刀，不只是砍敌人。
剿匪的本质不是打仗，而是政治手段；
百姓不是中立者，而是被怀疑者；
军队的剿匪逻辑不是抓人，是清场；
杀人不仅不受罚，还能换奖励；
杀错了也不重要，只要区域“清净”。
历代王朝的“平叛”不是单纯的镇压，是一场用恐怖手段实现“彻底控制”的工程。百姓在其中，不是人，是棋子，是障碍，是“潜在敌人”。
所以才有那么多村庄在“剿匪”中被连根拔起，有那么多平民在“平叛”中被杀戮殆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