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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很多人以为中举就可以出将入相，当大官，发大财，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事与愿违。
我们常说，“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”，这是人生两大喜事之一。在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下，“中举”被视为鲤鱼跃龙门、寒门翻身的唯一通道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故事往往不是这么简单的。
很多人以为，只要考上了进士，前途就光明了。但实际上，中举之后，真正的“考验”才刚刚开始。
清代的科举制度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。即使考中进士，也未必能马上当官。多数人需要参加“殿试”后才定名次，再决定是否能“入翰林”或者外放做官。很多低名次的进士，其实就是一个“名义上的功名”，连一个实职都没有。而即便有了职务，还得自己掏钱去“任职”。
你以为中举后朝廷会安排官职、拨差旅费？错了。
根据清代《大清会典》记载，新科进士外放做官，必须“自备盘缠”，从京城赶赴各地任所。一次“上任之路”，就可能要花掉家中全部积蓄。
而更黑暗的是——仕途上升，还要“走门路”。
《清稗类钞》里就有记载：“进士欲得好差，须重金献礼”。意思是，刚入仕的进士如果想要调到经济富庶、升迁快的地方做官，就得送礼打点、拜门投靠。没有“背景”，哪怕你才高八斗，也只能被分到偏远穷苦之地。
福建某举人曾被派往广西边陲小县，俸禄微薄，山高水远，连回家一次都要“计划全年开支”。这样的“官”，不仅做得辛苦，还没“前途”——一做就是十几年，还在原地踏步。
有一位嘉庆年间的举人，叫王某，考中之后满心欢喜，卖掉祖宅换钱进京。谁知殿试名次不高，被发往甘肃偏远山区做知县。他一年的俸禄只有45两银子，连雇一个书童都难。他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寒冬衣单，常卧稻草之间。民间告状，我无笔墨作判。”
想象一下，一位身披朝服、头戴纱帽的“七品知县”，居然连笔墨都买不起，还要靠学生赠送旧纸练字——这不是小说，是活生生的历史。
不能升官、养不起家，怎么办？
很多人只好“兼职糊口”。清代杭州就曾流行“进士写对联”的行当。一些落魄举人，在街头摆摊写春联、写祭文，靠“字值几钱”度日。
甚至有人靠刻章谋生。一位湖南进士晚年落魄，卖字刻印度日，被后人称为“印痴”，却无奈写道：“考中之日，家人犹歌；十年之后，犹不能衣。”
更惨的是，书都卖不掉。那些寒窗苦读多年写下的诗文、策论、笔记，在市面上无人问津。进士“文艺”太高端，普通百姓看不懂，士大夫圈子又嫌“落第者”无名，最终只能堆在书架上积灰。
《清稗类钞》中有一个著名故事：某举人中进士后，望着微薄的俸禄叹气：“十年寒窗换来五斗米，倒不如早去种田养家。”
这句话在民间广为流传，逐渐成为“进士贫如洗”的象征。
其实，这不仅是个体的悲剧，更是制度的问题。清代中后期，官职供不应求，但考中者越来越多。每三年一次会试，中进士者不过三百，但全国各地的举人、贡生成千上万，等官职等到头发白，也未必轮得到。
“中举改变命运”这条路，其实是个金字塔——塔尖的人确实飞黄腾达，但塔基却挤满了进退维谷的穷书生。
谁才是真正的“赢家”？
不是寒门子弟，而是那些出身权贵、有钱有势的人。
他们考中之后，有家庭资源帮忙谋差、有门路升迁、有人脉推荐。他们能“选调”到繁华大县，积累政绩快速升职，甚至通过“捐官”首接跳级。你寒窗十年，他喝酒十年，结果官职在你之上，收入是你的十倍。
有记录表明，嘉庆年间，某王府子弟以“副榜进士”身份，仅三年便官至道员（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副职）；而他同科的一名山东寒门进士，十年依然是个“候补主簿”。
这就是现实：中举只是起点，资源和背景，才决定你能走多远。
不能否认，古代确实有人靠科举走出穷苦，成为显赫人物。比如唐代的韩愈、宋代的范仲淹，都是出身寒门，凭才学出头。
但那只是凤毛麟角。在清代中后期，尤其是官场腐败、买官成风的背景下，“中举”更像是“准门票”，而不是“首通车”。
所以，“寒门出贵子”，更多是一种愿景；现实中，多数人只是“寒门出考生，贵门出高官”。
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：科举制度当然是比世袭制度进步，但它终究不能脱离权力和金钱的控制。在“文明”的外衣下，仍藏着“黑暗”的内核。
正如一个晚清举人自嘲所说：“功名误我一生，不如早些种田娶妻养猪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