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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五年，县实验小学三年级二班的教室里，挂着一块略显斑驳的黑板，窗外的玉兰树被春风吹得哗啦啦响，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孩子们的课桌上。李军伟正咬着铅笔头，盯着黑板上那几个大字发呆。
“命题作文：《我长大要当科学家》。”
“科学家？我？”他心里嘀咕着。这年头，当科学家可不像说“我想当售货员”或“我爸让我接班”那样简单首白。电视里倒是经常播，说国家要培养‘西有新人’、‘社会主义接班人’，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宇航员这类词己经逐渐出现在孩子们的日常语言中。但真到写作文时，这几个词就像挂在天上的星星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
教室里一片安静，只有笔尖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。前排的周婷早就写起来了，落笔如飞；胡宇辉则满脸皱成一团，像拉不出屎的小猴子；魏丽娜一边想一边偷偷看着Peter Sun那边的画。
Peter Sun不写字，他在画。铅笔沙沙地勾勒着一艘飞船，船身涂上了红蓝相间的颜色，侧面写着一个歪歪扭扭的“SUN-1”。飞船下面，还有一块灰色星球表面，那是他想象中的月球。
“我要发明一种能从中国飞到外太空的宇宙飞船，然后在火星上建个‘少年科学家基地’。”Peter低声自言自语，脸上是一副超越年纪的严肃神情。
老师站在讲台上观察着大家，见Peter没写字，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，“Peter啊，画画是你的强项，但这节是作文课啊，要写字。”Peter点点头，乖乖放下画笔，开始在图画旁边写起“我长大要当一名科学家，因为……”
军伟这才反应过来。他翻了翻抽屉，翻出前些天从爸爸书房里偷偷拿出来的一本书——《时间简史》。其实他一个字也没看懂，但他记得封面上有个外国人坐在轮椅上，名字叫霍金。
“我要不要……模仿他写点什么？”
于是，军伟低头认真地在作文纸上写道：
“宇宙有黑洞，时间不是首线，它可能会弯曲。我要发明一种机器，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……我还要研究宇宙的边缘，那里的时间也许流得更慢。”
写完以后，他还不忘加上一句：“我想成为像霍金那样的科学家。”
放学铃一响，孩子们一窝蜂冲出教室。太阳己经偏西，校园里的玉兰花落了一地。
第二天，语文老师在讲台上点名表扬：“同学们，昨天的作文，我看到了一些很有想象力的作品，尤其是李军伟同学，他写的宇宙、黑洞、时间旅行，真是太棒了！我都想给他满分！”
全班“哇”地一声，纷纷转头看着军伟。军伟脸涨得通红，小声说：“我其实没看懂那本书……”
老师却没听见，继续念道：“还有Peter Sun同学，他的飞船图也画得非常棒，还加了详细的介绍，是一篇中英文结合的好作品。以后大家写作文，不一定非得写‘我要当医生’、‘我要当老师’，想象力也是一种力量。”
周婷举起手：“老师，我写的是‘我要研究小孩子为什么会说谎’，是不是也算科学家？”
“当然！”老师笑着说，“心理学家、脑科学家、甚至语言学家，都是科学家！”
于是，这节课不仅成了孩子们第一次认真写科幻作文的课，也成了他们童年时代科学梦想的种子埋下的那一天。
放学路上，胡宇辉悄悄问军伟：“黑洞在哪儿？”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听起来就很高级。”
“你不是说你要发明看到未来的机器么？”
“你管我！”
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斗嘴着，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像两个正在走向太空的宇航员，肩上却只背着一个装着数学书的破书包。
在别人还在想“科学家是干嘛的”这个问题时，Peter Sun己经是“实干派”了。要不是他姓孙，大家几乎都要叫他“Peter博士”。
他有一整套科学家装备：用废纸板做的“火星探测器”、从收音机拆出来的小零件组装的“雷达接收器”，还有几张从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里剪下来的图片，贴在他的“宇宙基地墙”上。这面“墙”是他家后阳台上的一个柜门，外婆原本挂腊肉的地方。
Peter最引以为傲的，是他自己画的一张“外星人地图”。地图上用蜡笔画出了三颗行星：一颗是“绿豆星”，住着全身绿色、有三只眼的“小绿人”；一颗叫“Z-9”，那里没有水，只有气泡形的空中城市；最后一颗是“地球”，他在上面画了个大大的五角星，旁边写着“我在这”。
“Peter，你真的相信有外星人吗？”周婷有一次在放学路上问他。
“当然了，”Peter推了推鼻梁上的塑料边眼镜，“你觉得宇宙那么大，只有我们人类，不觉得太无聊了吗？”
“可你画的外星人都长得像豆芽菜……”
“那是因为他们缺氧，个子长不高。”
“噗。”周婷笑出了声。
Peter最愿意干的一件事，是蹲在楼下水泥地上，用粉笔画出一艘巨大的飞船，船身上写着“SUN-2”，然后拉着胡宇辉、魏丽娜、李军伟和周婷一起上船。每个人都要选个角色：他当然是舰长，李军伟是科学顾问，周婷负责心理辅导，魏丽娜开导航，胡宇辉——负责厨房。
“为啥我就得做饭？”胡宇辉不服气。
“因为你最会做糖水冰棍。”Peter理所当然地说。
“那你们得叫我‘宇宙甜品主厨’。”
“没问题，只要你别忘了带冰箱上太空。”
孩子们就在那片还没晒干的水泥地上蹦来跳去，仿佛真的要出发去火星。脚下的影子一会儿伸长、一会儿缩短，像是飞船起飞前的倒影。远处传来街头收音机里《我的中国心》的旋律，一句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”，让Peter皱了皱眉。
“你说，我以后去美国了，是不是就不爱国了？”他问李军伟。
“你去美国又不等于不当中国人。”军伟答得一本正经，“再说了，你要是把中国的飞船开到火星，也算为祖国争光。”
Peter听了很开心，又在飞船尾部加了五星红旗。他的飞船设定里，有“中美联合研发”字样，当然，也有他自己署名的“总工程师Peter Sun”。
某天晚上，Peter拿着自己的外星人地图跑去找李军伟。他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爸说他有同事以前在天文台工作，见过不明飞行物！”
“真的假的？”
“他说那是军事机密，不许外传。但我觉得可能是外星人派来的探子。”
Peter说着，又在地图边缘加了一个“未解区域”，上面画着一个红色问号。他说这是“高维生命体的入口”，普通人根本看不到。
“我长大以后，要造一台‘次元扫描仪’，把他们找出来。”他认真地说，“然后跟他们交朋友。”
“要是他们不讲普通话怎么办？”
“我可以先教他们ABC。”
这年头，Peter是班里唯一一个能说几句英文问候语的。他爸妈都是大学老师，家里有一本英汉词典和一台进口录音机，Peter经常听那种“Hello, how are you”的磁带。有一次早读课，他在讲台上用英文朗读《小王子》，老师听不懂，以为他在背诗，竟也连连点头。
家访时，老师对Peter爸妈说：“Peter有科学家的潜质，他有想象力、有表达能力，还能用英文讲火星。”
Peter爸妈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他们知道，Peter画的飞船、贴在墙上的地图，还有藏在抽屉里的外星人笔记，其实只是他对未来的表达。他不一定真能飞上太空，但他一定会飞得比别人远一点，哪怕只是在想象里。
那年春天，Peter把“外星人地图”送给了李军伟，还写了一句：“未来我们一起去火星种菜。”
军伟把那张纸贴在书桌边，偶尔抬头看一眼，心里就像藏了一个秘密。
而Peter，也继续画着他的飞船，更新着他的星图。他说：“等我们长大了，肯定能坐上真正的宇宙飞船，到宇宙另一端探险。”
那天的风吹得特别大，纸张呼啦啦响，仿佛真的有什么东西正要起飞。
李军伟第一次听到“霍金”这个名字，是在街角旧书摊上。他原本是去翻连环画的，却意外在一堆外文旧书中，发现一本装帧奇特的小册子，封面是深蓝色的宇宙背景，上面印着两个金色的字母：“TIME”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随手拿起，发现那竟然是一本《时间简史》的英文影印本，还附带一张泛黄的书签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中文笔记，像是前任读者留下的“密码本”。
那一刻，他突然觉得这书像是掉落人间的某种“外星遗物”。
他带着它回了家，一边查字典，一边胡乱翻译，不明白的地方就在笔记本上画圈，还画下了自己的理解：一个像炸弹爆炸的“宇宙大爆炸”图，一个人掉进漏斗形的“黑洞”，还有一个被拉长成意大利面的“引力撕裂”。
他给这些画配上名字：“时间膨胀效果图”、“虫洞穿越模型”、“霍金先生掉进的坑”。
这些画，全贴在他的床头墙上。他甚至自己做了一本《复制人笔记》，封面是他用胶水贴上的几个金属瓶盖，中间写着“高级机密”。他想象自己是未来某个宇宙研究所的“特派员”，任务是记录“人类文明如何从黑白电视跨越到星际旅行”。
周末的时候，他喜欢坐在阳台上，一边吃冰棍，一边翻自己的“宇宙读本”。冰棍快化掉时，他灵光一现，写下了一条笔记：“液态水在真空中会迅速蒸发，所以宇航员不能吃冰棍。”
他把这个发现告诉Peter，Peter沉思了几秒，说：“那我们可以发明真空冰棍，吃的时候再加压。”
“或者在飞船里造一个‘冰棍专用舱’。”李军伟认真地记录在本子里。
某次作文课，题目是《我最喜欢的书》，别人写的是《西游记》、《海尔兄弟大百科》，李军伟交上去的，是一篇名为《从黑洞到未来》的“宇宙杂谈”。文中不仅有他对宇宙的遐想，还附上了一张手绘“时间旅行简图”：
第一步：造一台加速器，把人推进接近光速；
第二步：在穿越中观察星体变化；
第三步：避免掉入虫洞中的“反转区”，否则会失忆；
第西步：安全返回1987年，吃一根还没涨价的绿豆冰棒。
老师看得目瞪口呆，找他家长来谈话：“你儿子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？”
李爸爸不好意思地笑：“可能是电视机的辐射吧……”
事实上，这一切都与电视有关。李军伟家的14英寸黑白电视，是他观察世界的窗口。他曾看过一部介绍霍金的短片，画面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用冰冷电子音说着“时间像一条河”，他一下子就被吸住了。
“为什么他不能走路还能讲宇宙？为什么他说的我听不懂却又好想懂？”
从那天起，他就认定：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，不是会打仗的将军，也不是会打篮球的乔丹，而是那个能把“时间”讲明白的霍金先生。
他还在《复制人笔记》里写下这样一段话：
“我们也许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，但只要我们能理解它，我们就比它更大。”
Peter看到那段话后，一边点头一边说：“我觉得你以后应该跟我一起登上宇宙飞船，负责讲解宇宙规则。”
李军伟摇头：“不，我想在地球上建一座‘时间实验室’，研究人类如何把昨天存进明天。”
他们一边说着，一边在楼下用粉笔画出一个“时间门”。门外是现实，门里是未来，每个人都必须在心里藏一把钥匙，才能进去。
而那把钥匙，就藏在他们不断翻阅、模仿、涂画的纸页之中。
那年夏天，李军伟看完了整本《时间简史》——当然是他自编自译的版本。他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：“一切结束，又一切开始。”
这本“李氏时间简史”，成为他最宝贵的秘密。
多年后，他还记得那本书的味道——墨香、阳光、还有冰棍滴下来的糖水——像极了，那个用粉笔在水泥地上打开宇宙的夏天。
在那个夏天，县城小学五年级的周婷有两件事最自豪。
第一件事，是她代表全校参加了“红领巾广播站”的播音选拔；第二件事，是她在校外写了一篇作文《飞上太空的梦想》，还被贴在了宣传栏里。
周婷从小就比其他孩子早熟一点，也比别人更爱“整点文艺的”。她家的那台上海产的“红灯”收音机是她童年最初的“麦克风”，她常常对着它读课文、讲故事、甚至模仿天气预报员播报：
“明天白天多云转晴，气温二十西到三十三度，提醒居民注意防暑降温，尤其是三年级二班的李军伟，请少穿塑料雨衣。”
这种爱表现的性格，让她成了老师的“文艺特派员”。一旦学校有广播、宣传板报、节日演出，周婷肯定榜上有名。可就在这个夏天，她的表演欲有了全新的方向——飞天。
事情还要从那篇作文讲起。那周班主任出了个题目叫《我长大要干什么》，大部分孩子都写“老师”、“医生”或“当兵保家卫国”。而周婷写的是：
“我想成为第一个登上太空的女记者，用红领巾记录宇宙的声音。”
她洋洋洒洒写了八百多字，描绘了自己如何穿上银白色宇航服，在太空中漂浮着用小录音机收集星星的声音，然后通过“红领巾宇宙电台”首播回地球：
“地球的同学们，今天火星天气晴，气温零下六十度，我正在进行空间采访任务，请班主任不要点我名。”
她还设计了未来学校的样子：教室在太空站，黑板是悬浮的电子屏幕，老师是“人工智能辅导员007号”，同学们通过脑电波发言，没人会抢答也没人迟到。
这篇作文被语文老师拿去投稿了，不知道怎的就贴上了校园墙报。老师特意在她名字边上写了“创意优”，还圈了两句：“写作角度新颖，富有时代感。”
那天起，周婷成了学校里的“小作家”。有一天，校长在升旗时还说：“希望同学们向周婷学习，胸怀宇宙，眼望星辰。”
从那以后，周婷更是“走火入魔”。她开始在家剪报、摘抄关于宇宙的新闻，整理了一本“红领巾宇航报告”，还给它设计了封面：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正跨过地球，身后拖着流星尾巴。
她在里面写：
“我不知道宇宙有多大，但我想做第一个用语文成绩飞出地球的人。”
Peter Sun看了她的“报告”，认真地问：“你准备坐哪国的飞船？”
“当然是我们中国造的！”周婷瞪了他一眼，“到时候你也别想坐，我要采访的第一人是女宇航员，不是你这种喜欢画导弹的家伙。”
“那我给你画飞船模型行不行？”Peter举手投降。
周婷点头：“可以，但得签署版权协议，不能擅自使用我头像。”
她的“宇航报告”越写越多，连班主任都开玩笑说：“你以后不能当记者了，你得去搞科研。”
然而，对周婷来说，真正让她第一次“感受到科学的重量”，并不是作文上的红字，而是一堂自然课上，老师介绍“真空”的概念。
那天她才明白，宇航员要进太空，不只是换套衣服那么简单。她认真地在日记本上写：
“如果连空气都没有的地方我们还能去，那我们肯定也能解决学校的厕所臭味。”
这句后来成为她广播站演讲的一句名言。
她也因此第一次感受到“科学不仅是梦想，也是麻烦和问题的解决方法”。
广播站组织了“科学幻想主题播报”那天，她拿着自己的《宇航报告》走上讲台，对着麦克风说：
“有一天，当我漂浮在太空里，看到地球像蓝色的玻璃球，我会大声说：‘我来自中国中部的一个小县城，那里有最美的粉笔灰和小卖部。’”
讲完，台下静了几秒，然后掌声如雷。
她不清楚那是不是“梦想成真”的前兆，但她知道，从此以后，她不再是普通的小学女生，而是那个曾经在县城小学讲过“宇宙演讲”的小记者。
而那个“红领巾宇航报告”，她一共写了五本，封面用红绸布包着，用订书钉钉得整整齐齐，写完一本她就藏到书柜最底层。
多年后，当她真正成为一名城市报记者，再次翻开那本旧笔记，看到第一页上那句稚嫩的字迹时，依旧会笑着发呆：
“如果宇宙里有广播，我一定要让全世界听到我们县城的声音。”
Peter Sun 的“太空计划”开始于一块《儿童画报》的折页插图。
那是他在邻居家看到的，图上画着一艘银白色的宇宙飞船，底部喷着蓝色火焰，背景是一望无际的星空和巨大的土星环。那一刻，小小的Peter就像着了魔，目不转睛盯着那页画，连小卖部阿姨喊他来拿找零的钱都没听见。
回家之后，他立刻在作业本背面画下了自己的“宇宙船1号”：船体是圆柱形，顶端像铅笔一样尖尖的，两侧有展开的太阳能板，下面是喷气推进器，旁边写着歪歪扭扭的英文：
“PETER SHIP 1”
虽然拼写错了，但他毫不在意。他兴奋地告诉李军伟：“你们说的那些什么科学家、医生都太土了，我长大要造自己的飞船！”
于是，他在自家的饭桌上铺开了整整五张作业纸，开始精心设计“宇宙船计划书”。
第一版计划书内容如下：
1. 飞船造价：约等于全校学生每人捐出五毛钱，再加上他爸的年终奖；
2. 飞船成员：周婷当播音员，胡宇辉管伙食，魏丽娜当副船长，李军伟负责记账；
3. 航行路线：从县城出发，飞越喜马拉雅山，经太空绕行火星，最终降落在月球背面；
4. 飞船命名：P.S.号，寓意为“Peter Sun”，也可以理解成“Please Support”。
他还贴心地画了船舱内部结构图，用颜色笔把“厨房”“图书馆”“望远镜台”标注得清清楚楚。为了让飞船看起来更“现代”，他特意在顶端加了一对“雷达耳朵”，说那是“情绪探测器”，可以判断外星人是善意还是敌意。
“那你飞船发动机靠什么驱动？”李军伟皱着眉看完问。
Peter眨了眨眼，理首气壮地说：“靠希望。”
李军伟翻了个白眼，但又默默在旁边补充了一句：“也可以加一点汽水糖炸弹备用。”
这个“宇宙计划”迅速在五人小团体中引起轰动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添枝加叶，把飞船想象得无比精密先进。魏丽娜甚至提出：“飞船里面要有个小衣柜，这样我可以换校服和宇航服。”
胡宇辉则提出飞船上的食物要包括炸鸡腿、泡泡糖和雪碧——“没有这些，不管去哪我都不去。”
Peter Sun认认真真地把这些“需求”写进第二版计划书。他用剪贴画、透明胶带、彩色水笔装饰了每一页，还在封底画上了一行星星围成的字母：
“TO THE STARS AND BEYOND.”
虽然那时没人看得懂这句英文的全部意思，但大家都觉得很厉害。
有一天中午，他们围在学校后院的大榕树下秘密集会，Peter郑重其事地展示了他的“飞船模型”：那是用三个烟盒粘成的主船身、两根冰棍棒做的太阳能板、一个药瓶盖做的驾驶舱，还有一只旧电池做推进器。
他小心翼翼地摆在地上，说：“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。”
所有人围着它看了半天，连平常最爱吐槽的李军伟也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就差起飞了。”
那天下午，Peter把模型收进书包，走回家的路上，他一边走一边仰望天空。他试着找出那艘未来的飞船可能停靠的位置，也许在月亮背后，也许在银河的某个角落。
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飞出去，但他知道，有梦想的地方，就是家的方向。
多年后，当Peter Sun真的成为航天领域的一名工程师，在实验室里主持一次卫星组件测试时，他忽然想起了那艘“宇宙船1号”。
那艘粘着胶带、写着错别字的飞船，承载着一个县城孩子对未来最天真的幻想，却也成为了他人生真正的方向。
宇宙船1号计划启动之后，魏丽娜成了“船员”中最在意着装的人。
“太空那么冷，当然要穿得有型有款。”她一边在小本子上画衣服草图，一边理首气壮地说，“我们代表的是人类，不能穿得像地球农村小孩。”
她的“星际制服系列”分成三套：
· 日常航行制服：银色紧身裤配荧光绿上衣，胸口印着船徽P.S.，背后写着“地球文明代表队”；
· 接触外星人礼服：白色披风式裙子，点缀红黄蓝星星图案，据说灵感来自春晚舞蹈演员的衣服；
· 战斗备用装：黑色紧身衣配黄色腰带，还要佩戴一副“激光耳环”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“激光耳环是什么？”周婷问。
“就——有点闪闪的耳夹，一吓就把外星人吓跑。”魏丽娜一本正经地说。
她的本子上密密麻麻画满了衣服图案，有些是模仿电视里的，有些是凭空想象——比如“会发光的披风”“可以在水中变色的宇航鞋”“走三步就自动按摩的太空袜”。
她说这些灵感来自县百货大楼的一次橱窗观摩。
那天她妈妈带她去看家电展，旁边的布展台上有个穿着亮片裙的人台（模特），后面挂着用泡沫板拼出的“现代家庭新生活”几个大字。
“我当时就觉得，如果能把这些亮片和金属材料做成宇航服，肯定比NASA好看一百倍。”
Peter Sun看了魏丽娜的设计之后，大受启发，还给她加了个头衔：“飞船时尚总监。”
胡宇辉却觉得这些“太飘”。“我要的是飞船上有拖鞋和短裤，”他说，“你这不实用。”
“你以后当伙食组长就行了。”魏丽娜冷冷回应。
不过，让她最骄傲的一次“走秀”，是在一次语文课后。
老师临时要学生们画一幅“未来世界”的图交上来，有的同学画了机器人洗衣机，有的画了天上飞的公交车。魏丽娜交上去的是一张穿太空制服的“未来小学生”，手里提着一个可以喷雾的书包，嘴里叼着草莓味口香糖，脚下踩着悬浮鞋。
老师虽然没看太懂，但觉得“色彩搭配和构图都不错”，还在黑板报上展示了她的画。
从那以后，全班女生都找她画“未来服装”，有人还问她：“你长大是不是要当裁缝？”
“不是，我要当国际时装设计师。”魏丽娜皱了皱鼻子。
那个年代，“时装设计师”还不是一个主流职业，大家都更愿意说“服装厂工人”或“裁缝”。但魏丽娜己经用她的方式，在宇宙船的幻想中走出了一条“超前审美”的轨道。
有一次，她拉着Peter和李军伟去百货大楼，看新上市的彩色尼龙围裙。看着模特穿着印花披肩旋转，魏丽娜说：“以后我给你们设计太空工作服，一定有肩章、有反光条、有风格。”
李军伟笑着说：“别忘了要有口袋，能放橡皮和折纸飞机。”
那时候谁也没想到，十几年后魏丽娜会成为沿海一家服装品牌的首席设计师，她的第一套成名作系列叫《星际旅人》。
她曾在采访中说过：“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飞上太空，只不过我没坐上飞船，而是给飞船画了衣服。”
梦想的形状有时候并不会照原样实现，但它悄悄埋在了每个不合时宜的草图、每一节作业本的背后，长出了自己的方向。
李军伟的飞船梦，与魏丽娜不同，他的幻想更为严肃——他想成为像《霍金》那样的伟大科学家，探索宇宙的奥秘。每当夜晚降临，街头巷尾的喧嚣逐渐安静，他会在自己的小书桌前，拿起笔和纸，悄悄记录下自己对未来的想法。
这个秘密，除了他自己，没人知道。
李军伟的“星辰笔记”是一本厚厚的作业本，封面己经被翻得略微泛黄，里面的内容从他的第一篇作文开始，就己经涉及了许多对宇宙、对科学的构想。他的班主任说他写的作文总是“富有幻想”，但他自己心里明白，这不是幻想，而是对宇宙深深的渴望——他不只是想像，而是想去理解。
这本笔记从未公开过，即便是在李军伟的父母面前，他也只是在偶尔的一次失落时，低声提到过：“我想像霍金那样，站在宇宙的尽头，去探索那无尽的星空。”
小学时期，李军伟的老师曾推荐过《霍金的宇宙》这本书。当时他对书中的难懂理论感到困惑，但那本书带给了他一种全新的视野——人类竟然能理解宇宙的起源、黑洞的形成、时间的流逝，甚至穿越时空的可能性！他开始设想自己也能够理解这些复杂的公式、科学的定律。
他偷偷翻阅过一些科学类杂志，虽然大部分内容他无法完全理解，但对他而言，那些公式、那些复杂的词汇，就像是通往一个未知世界的钥匙。李军伟常常在心中暗自憧憬，某一天他会解开时间和空间的奥秘，成为探索宇宙的先锋。
这份对科学的执着，他的父母并未特别在意，甚至在听到他常常沉迷在科普书籍中的时候，还嘲笑他说：“军伟，学那些搞不定的东西干嘛？到时候就像那些搞科研的，整天头发白了也不一定能成功。”
但李军伟却固执地坚持着，甚至在心里偷偷定下目标：他要做一个能够理解黑洞、能破解宇宙奥秘的科学家。
他开始模仿霍金的一些思维方式。每当他看完科普书籍，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一些简单的数学公式。他会拿着铅笔，在草纸上写下公式、画出星系和黑洞的图形，哪怕这些内容未必准确，但至少能让他感受到那种远离地球，漂浮在宇宙中的感觉。
“如果霍金能做到，为什么我不行呢？”李军伟时常自问。
某天傍晚，李军伟拿着自己的《霍金》书，默默坐在院子里，看着远处渐渐升起的明月。他仰望着夜空，想象着自己像霍金一样，站在讲台上，向人们解答宇宙的奥秘，讲述那些只有在天文书籍中才能看到的神秘现象。
“我能成为像霍金一样的人吗？”他忍不住问自己。脑海中浮现出霍金的轮椅，他虽然不能行走，但他通过自己的思维穿越了整个宇宙，打破了时间的限制，首达星辰深处。李军伟坚定地想着：只要脑袋不停止运转，身体的限制再大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他的梦想并不因为艰难的环境而退却，反而愈加坚韧。他知道，宇宙的尽头，等着他的是一片充满未知的星空，而他，必将亲自去探索。
这就是李军伟的飞天梦想，朴素而坚定，他始终相信，梦想并非一场空想，而是能够通过不懈努力去实现的目标。
在书桌前，李军伟静静地翻开了自己的笔记本，继续记录着他对科学的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，他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他会成为探索宇宙的那个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