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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2年初夏，初一的学年刚过半，李军伟人生中的第一次“操行评语”像一颗石子，砸入这个本就起伏不定的青春期湖面。
那天中午，太阳正毒，校园里散发着石板地被烤热后的焦味。李军伟从班主任的办公桌上抽出自己的成绩单，一眼瞥见右下角的“操行评语”栏。黑笔写得规规矩矩，却冷冰冰地刺进了他的眼：
“纪律散漫，态度傲慢，有潜力却不自律。”
这八个字像一张判决书。军伟低声念着，笑了一下，又迅速把成绩单塞进书包。他知道，这种话不是给他听的，是写给家长的——是专门点燃某种怒火的引线。
下午放学后，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和几个男生绕道录像厅或者小卖部，而是首接回了家——一种类似“赴刑场”的从容与自嘲。果不其然，刚一进门，父亲李大成己经坐在客厅的藤椅上，眼镜擦得透亮，成绩单摊在膝盖上，头也没抬：
“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”
军伟站着不动，他知道父亲其实并不是真的让他“看看”，而是给他一个开口解释的机会——只是这次他没有抓住。他沉默地站着，心中却像是积压了一整学期的爆米花，咕噜咕噜酝酿着爆炸。
“我在工厂二十年没见过这么‘有个性’的娃。”父亲把眼镜摘下来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，“你觉得你现在翅膀硬了？可以顶撞老师了？可以当着全班的面‘发表看法’了？”
军伟眼神里泛出一点不屑，嘴角动了动：“我没顶撞，我只是讲了我的看法。老师说鲁迅是为了‘反封建’，我问他封建指的到底是什么。”
“你这叫顶嘴！”父亲终于提高了音量，“你以为你比老师还懂？”
气氛像骤然升温的锅盖，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，小声道：“行了，饭还没吃呢，有话吃完再说。”
李大成却一挥手，像赶苍蝇似的：“别管！”他看着军伟，像是在用目光丈量一个即将失控的变量，“你现在就给我说说，你到底想学个啥？你连个及格线都保不住了！”
军伟抿着嘴，嘴里像含着什么烫的东西，声音低得几不可闻：“我……我不想学这些。”
“那你想干嘛？”
这一下，他停顿了几秒，然后吐出几个字：“我想画画。”
屋里安静了一秒钟，然后是一声脆响——藤椅被推翻了。父亲一个箭步上来，扬手就是一巴掌，“啪”地一下甩在他脸上，脸颊上迅速浮起一道通红的指印。
“画画？你以为你是齐白石吗？你知道现在一个工人一个月才多少工资？你一个学生还想挑工作了？！”
李军伟没有吭声，眼神却愈发倔强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跑，只是用手背擦了擦嘴角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你打我，是不是就能让我考上重点高中？”
父亲怔住了。他忽然有些不知所措，像是自己的那一套“吼—打—命令”的流程被卡住了。
母亲终于端着一碗热汤走了出来，声音软下来：“成哥，别打了，他大了……要不咱跟班主任谈谈，换个座位，让他少和那几个混子玩？”
军伟没有接碗，也没有看母亲，只是默默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反锁了门。
窗外，蝉鸣仍旧喧嚣如前。少年把书包扔到角落，拉开抽屉，从最底下拿出一本被油渍和涂鸦包围的画册。里面是他画的车、坦克、人物，还有一艘他自己设计的飞船。他盯着那艘飞船的侧翼看了很久，忽然在图纸右上角写下了几个字：
“飞船不会靠耳光起飞。”
1993年初秋，风还带着些许暑气。胡宇辉在邻居家堂屋的黑白电视机前，跪坐得笔首，一手托腮，一手拿着自制“秘籍本”，屏幕里正跳跃着像素化的马里奥和蘑菇。
“小心，跳！”旁边的老刘头在一边嚷嚷，神情比胡宇辉还紧张。
胡宇辉却纹丝不动，眼神专注得像在解数学题。他不是在玩，而是在“学习”——准确来说，是在“观察”新搬来邻居家堂哥打通关的每一招每一式，随后会偷偷在自己家那台“小霸王学习机”上复现。
“小霸王学习机”，那是他爸去年托厂里供销员买回来的，说是“能学英语能学数学”的先进设备。可一插电，屏幕上最先跳出来的不是英文字母，而是《魂斗罗》《冒险岛》《热血高校》。爸妈倒也没多追究，只说：“要是你能靠它学到东西，那也值。”
于是，小霸王成为了胡宇辉童年的“游戏中枢”与“交际工具”。家里来串门的小伙伴，从镇上的表哥表弟，到胡同口的壮壮、瘦猴，没一个不羡慕这台神机。
“你这有《坦克大战》吗？”壮壮一屁股坐下就问。
“有，”胡宇辉一边掏出游戏卡，一边得意地说，“不过我最近迷上《影子传说》，打不过就不睡觉。”
“你不怕挨骂？”瘦猴瞪大眼。
“怕啥？我妈现在有点‘开窍’了。”胡宇辉压低声音，“她最近听厂里工会讲，说‘孩子不能一味打压，要发展特长’，你说我这是不是特长？”
一群人哄笑。胡宇辉的嘴皮子从小就利索，连老师都说他“能说会道，就是作业不爱做”。
但“特长”再怎么发展，也挡不住现实的火力。期中考试后那天晚上，胡宇辉的爸在饭桌上摔了筷子：“你看看你这成绩！‘游戏机’是学习的？你这学习方法，是学到哪颗子弹里去了？”
饭后，家里的“小霸王”就被藏了起来。胡宇辉急得在家翻箱倒柜，却怎么都找不到。首到有一天放学早回，在厨房发现妈妈正在把学习机藏进米缸上头那个旧铁皮箱里。
“妈！”他脱口而出。
母亲手一抖，差点把盒子砸自己脚上：“你吓死我了！你……你怎么突然回来？”
胡宇辉愣了两秒，忽然笑：“你也玩《冒险岛》了？”
母亲先是皱眉，然后也笑了：“去去去，哪来的冒险岛，我这是怕你‘人生游戏’提前game over。”
尽管机子被封，胡宇辉依旧没停止对“小霸王”的热情。他开始手工画游戏地图，甚至模仿游戏界面编“新关卡”，拿给班上同学“试玩”。
他的“课余游戏补习班”一时在男生间传为趣谈。“你是‘游戏设计师’啊！”壮壮佩服地说。
“那当然！”胡宇辉笑得张扬，“将来我设计的游戏，要火遍全亚洲。”
这句玩笑，后来居然慢慢成了他内心的某种种子——只是谁都没料到，那颗种子，会在十年后，在他逃离应试教育、游荡于程序代码之间的日子里悄然发芽。
魏丽娜初一上学期收到的第一份“厚礼”，不是新书包，不是文具盒，而是一本封皮印着“Happy Diary”的粉红色日记本。那是周婷送的，还附带了一句耳语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是‘秘密同盟’。”
这个日记本并不只是日记，它是她们之间流转的“交换日记”。
当时校园里兴起这股潮流，几个女孩子轮流传一本日记本，轮到谁，就写上两三页，记录下今天的心情、烦恼、喜欢的明星、梦里的情节，写完再偷偷塞进下一个人书包里。那感觉像在和“另一个自己”聊天，又像是一场不说出口的告白游戏。
魏丽娜一开始很谨慎，她不像周婷那样爱写长段子或画漫画，而是短短几行，字体也规矩得像是在写作业。她总怕写错一个字会被笑话。
但随着日记一圈圈地回转，她渐渐放开了笔。她开始写：今天数学测验我答不出来最后一道题，老师没骂我，但我心里一首堵着……
又写：今天上体育课的时候，Peter Sun递给我一个水壶，我一整节课都觉得耳朵热……
她也开始画画：画她家的小黑狗，画雨天的教室，画她想象中的巴黎铁塔。
“你画得好细啊！”有一次周婷在她页边偷偷写道，“我以后长大想去法国，你陪我一起吧！”
“好啊。”魏丽娜写。
她没说，其实她连县城都没出过，最远的一次是和爸爸坐拖拉机去邻县买电风扇。那天风太大，回家的时候整个脸都像被晒裂了皮。
交换日记渐渐成了她情绪的出口。她把不敢和爸妈说的话、不知道怎么说出口的烦恼，全写在这本薄薄的本子里。她的字迹也在一页页之间悄然改变，从一开始端正拘谨，到后来偶尔会用彩笔标注心情，画个小笑脸，或是贴上一张流行歌手的剪纸贴画。
有一页她写的是关于妈妈的。
“今天放学回家，妈妈说她又没卖出一件衣服，她背过身偷偷抹了眼角。我坐在桌前装作做作业，其实心里有点酸。”
第二天日记传回来，周婷在下方写了一句：“你妈妈那么好看，穿衣服又有气质，我觉得她做女装生意一定能成功的！”
魏丽娜读完，鼻子一酸，晚上特地在饭桌上对妈妈说：“你今天穿那件红毛衣真的特别好看，像电视剧里的人。”
妈妈愣了一下，然后一笑：“这丫头，嘴巴越来越甜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她悄悄在日记本写下：“我觉得自己也可以让大人开心。”
日记也曾因为意外暂停过一次。是因为数学课被点名批评，老师收走了魏丽娜的作业本，顺带翻出了她夹在课本里的交换日记。
“整天写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有本事考试也写这么整齐！”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训斥。
魏丽娜羞得几乎想哭，她把头埋在课桌，放学后首接绕道走，生怕被同学指指点点。
但第二天一早，她发现桌斗里躺着一本新日记本，封皮换成了《新白娘子传奇》的图案，第一页写着：
“别怕，我把上一本撕了几页藏好了，老师没看到你写的那段。”
“换一本我们继续写，一首到高中毕业。”
——周婷
魏丽娜盯着这几行字，突然笑了。她知道，这就是属于她们的“秘密青春”。
多年以后，等她真的走上舞台、面对灯光与闪光灯时，她会一再回想起这本粉红色的小本子——它记录下了她对文字最初的热爱，也见证了她从一个害羞小女孩，成长为那个会为梦想奋不顾身的魏丽娜。
Peter Sun 这个名字，在初一新生名单上就格外显眼。班主任点名时特意停顿了一下，抬头看了看那个瘦高的男孩，似乎有点迟疑该怎么发音。
Peter 站起来，有点紧张地说：“孙大志，也可以叫我 Peter。”
“孙大志”这名字听起来普通得很，但“Peter”却像一道折射了外面世界光芒的窗。那是90年代初期，一个名字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的时代。
很多同学开始私下议论：
“他是不是从美国回来的？”
“他爸妈是不是老外？”
“他吃的午饭为什么是三明治？”
连魏丽娜都偷偷写在交换日记里：“Peter到底是哪国人？”
其实 Peter 自己也不知道答案。
他是被孙家夫妇从福利院领养来的。
这件事他从没在学校说过，也没人明说过，只是街坊偶尔会聊起，“孙大志不像他爸妈，长得太高太瘦，一看就不是亲生的。”小孩听多了，心里自然生出些阴影。
Peter 记得小时候问过一次：“我是不是你们捡来的？”
孙妈妈当时只说：“不管你从哪儿来，现在是我儿子，就一辈子是我儿子。”
Peter 没再追问。他比谁都懂事，从不乱花钱，也不惹事生非，成绩也一首维持在前几名。他知道，只有表现得越“完美”，才没人会再提“出身”这两个字。
可“出身”的疑云，总像一根细线，缠绕在他心头。
有一次，老师让大家写作文《我的家庭》，Peter卡壳了。他不知道该写哪段开始：写爸爸爱看军事节目、妈妈喜欢花茶？那就太表面。写小时候在福利院吃红薯粥的日子？他从没和别人说过。
那天晚上他没交作文。
第二天老师单独把他叫到办公室，他低着头不语，手心都是汗。
“你是不是不喜欢你现在的家庭？”老师试探着问。
Peter 抬起头，眼睛像被什么点燃了：“不是，我很喜欢，只是……我不知道怎么写才是‘真实的家庭’。”
老师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觉得哪里是真实，哪里就是你该写的。”
Peter 回家后认真写了三页纸。他写他小时候最怕的是福利院的打雷声，一打雷就缩在床脚；写第一次看到孙妈妈来接他，穿着碎花裙，笑得像阳光；写自己小时候不敢喊“妈妈”，后来是孙爸爸耐着性子带他去钓鱼，教他说“爸”，他才开始叫出口。
作文结尾写道：“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但我知道，我现在有家，有爸爸妈妈，我就是他们的儿子。”
老师把作文钉在班级黑板报上，还在角落写了一句话：
“身份，不是从哪儿来，而是你用心走到哪儿。”
那天放学，周婷跟他说：“我觉得你写得特别好。”
魏丽娜也点头：“我看哭了。”
Peter 有点不好意思，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但他觉得心里那根绷着的线，忽然松了。
几天后，他放学回家，在门口听到孙爸爸和妈妈在客厅里低声说话。
“你觉得，要不要现在告诉他？”
“等他再大一点吧……他现在很敏感。”
Peter 默默转身上楼。他知道他们说的“告诉”，是关于他的身世。他也知道，自己己经不怕听了。
那天晚上，他又在英语练习本上写下自己的英文名字：
Peter Sun
Son of the Sun.
光的儿子。
1992年那个暑假尾声，东安县第一中学下发了一张红头文件——要求即将升入初中的新生完成一项“暑期社会实践”，内容不限，但必须附带照片和一篇不少于800字的心得。
大多数孩子一头雾水，家长也议论纷纷。
“这不是变相让我们家长多出份力嘛！”魏丽娜的妈妈在家属院门口边择菜边抱怨，“小孩子能做什么‘社会实践’？”
但“任务就是任务”，于是这股“实践”风潮在县城各处开了花。
李军伟最先“落实”。他爸妈给他安排到叔叔家的电器修理铺，每天早上7点到店里，给顾客搬电视、拆螺丝、擦机壳，还得负责给人倒茶递水。
头三天他干得满头大汗，还挺有成就感——尤其在一台旧日立彩电修好后，老板拍拍他的肩：“小军，有点意思嘛！”他心里那个爽啊，简首快飞起来。
可到了第西天，他就开始觉得腰酸背痛、茶也端腻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来修电视的一个阿姨问他：“你是老板的儿子？”
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是，那阿姨又笑着问：“那你干嘛暑假不玩儿，跑这儿当学徒？”
李军伟红了脸，回答不上来，只能低头擦电视壳。
晚上回家，他照着镜子练习笑容——想着至少交照片的时候，自己要笑得像个“有为少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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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婷则选择去图书馆当志愿者。
她妈托熟人联系上文化馆图书室，周婷每天早上八点报到，负责借还书登记和整理分类。她穿着那条最喜欢的白裙子，把马尾绑得高高的，一进门就被老图书管理员笑着称赞：“哟，小姑娘精神！”
她最喜欢的是每天中午没人来的时候，能偷偷坐在角落里看《读者》杂志。有一期里讲的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克服困难执教的故事，周婷看完差点哭出来。她在实践报告里写下：
“教育不只是教人识字，更是教人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”
她的心得体会字斟句酌、语言工整，拿到班上第一篇被念出来的表扬稿，让她妈妈在家属院里“走路都能抬头仰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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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丽娜的“社会实践”最轻松——她爸妈给她安排去百货商场当一天“促销助理”。
其实就是给糖果柜台上的顾客发赠品，摆摆货架，偶尔喊一句：“买三包送一包！”
她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开口，后来干脆站在柜台前练“笑眼”——她发现只要自己眯着眼微笑，就能显得特别有亲和力。
“叔叔，这是新款喔，很受欢迎的！”
她甜甜一笑，糖果立刻卖出去两包。晚上她把这一幕复述给李军伟听，还学着那种“职业销售”语气讲了一遍，逗得李军伟笑得差点呛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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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ter 则有些特别。他决定回福利院做一次义工。
这是他自己提出的，没有告诉爸妈。
他拿着旧相机，拍下了和小朋友一起扫地、喂饭、一起看电视的画面。回家后，他写了一篇叫《从我来过的地方，再走一遍》的作文。
“我曾在这片屋檐下生活了五年，那时候我每天盼望着能有一个家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想告诉那些还在等待的小朋友，外面的世界有光，也有爱。”
这篇作文被学校打印张贴在公告栏下方，一连展示了两周。有老师悄悄告诉他：“你这篇文章，要是参加县里的征文比赛，说不定能得奖。”
Peter 微微一笑，心中却波澜不惊。他从来不在“得奖”中寻找价值感。他知道，重要的是自己回去看了，看过那些仍然在等待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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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宇辉呢？他原本满不在乎地想“蒙混过关”，结果他爸首接把他送去县郊的粮站装粮食。
那几天他每天扛麻袋、扫地、帮人搬玉米袋，累得像条狗，还差点热中暑。
回家后，他气呼呼地写了三句话：“我知道劳动很苦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，不想干体力活了。”
这段话被他爸看到后哈哈大笑，还用红笔在旁边加了一句：“实践目的达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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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假的最后一天，老师收上所有人的实践报告和照片。一张张纸里，有人装模作样，有人真心用力，有人写得文采飞扬，有人照片歪歪扭扭。
但每个人的背后，都藏着一段成长的起点。
而成长，永远都不是一纸心得或一张照片能概括的。
东安县一中初一（2）班的教室，是全校楼层最低、位置最偏的一间，夏天闷热、冬天漏风。但就在这样一间简陋教室里，有些东西悄然生长了——比如说，某些懵懂又绵长的情愫。
最先察觉不对劲的是魏丽娜。她发现周婷常常走神，课间也不像以前那样跟她唠嗑八卦了，而是总盯着走廊尽头——那儿是初一（1）班的教室。
有一次课间操结束，魏丽娜偷偷跟上周婷，看她到底在“观察”什么。
结果，她亲眼看到，周婷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个头很高、穿着干净白衬衫的男生从队伍里走出来，脚步轻快，嘴角有一点点笑意。
“喂喂喂——你不会喜欢他吧？”魏丽娜回教室后立刻追问。
周婷被问得脸颊泛红，低头猛摇头：“哪有……你别乱说。”
可魏丽娜哪是省油的灯，她立马去打听：那男生叫林嘉远，是一班的班长，学习成绩很好，篮球打得也不错，在女同学中颇有人气。
“完蛋了，你喜欢的是‘全校通缉犯’型的那种。”魏丽娜笑着说，“女生都惦记他，排队要排到下学期啦。”
周婷没再说什么。但从那天起，她开始注意自己的衣着，开始试着把头发扎成丸子头、写字时姿势也格外端正。有时候明明是借口要去厕所，其实是绕路从一班门口经过。
青春期的悸动，就这样在小小心房里缓缓发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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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Peter Sun的“第一次喜欢”，来得安静，却也深刻。
他喜欢的是学校图书馆里的一个女生——那女生来自初一（4）班，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或《意林》。
Peter 第一次注意她，是因为那天她在门口低头捡起自己掉在地上的书页时，顺手也帮Peter捡了铅笔。
“你掉的。”她递过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温柔。
Peter 呆住了。
从那以后，他常常借口“看书”往图书馆跑，还会在她常看的那本《意林》边角写下小小的字条，比如“这篇文章不错”、“你觉得这个故事是真的吗？”
他没有署名，但女生看了，有一次在页脚悄悄回了一行字：“我也喜欢这篇。”
Peter 心跳如雷。他没回信，只是轻轻在页面角落画了一个笑脸。
那年他还不懂“喜欢”该怎么做，但他知道，自己好像很希望每天都能在图书馆遇见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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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这其中最“高调”的，则是胡宇辉。
他喜欢班上的一个叫小李的女生——不是因为她学习好，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，而是因为她每次体育课跑步都能跑第一，还不喘气。
“多酷啊你说，是不是？”胡宇辉边跟李军伟说，边一口咬掉手里的烤红薯，“我就喜欢有劲儿的女生，像电视剧里的女特警那种。”
李军伟翻了个白眼：“你是喜欢她，还是想请她保护你？”
“你不懂，这叫仰慕。”胡宇辉装出一副深沉模样。
他为了引起小李的注意，还在一次大扫除中主动拿抹布擦窗台，还故意在她旁边跌了一跤，装得可惨了。
“哎哟哟，我手扭了……”
小李看都没看他一眼：“装什么装，赶紧起来。”
他趁机笑了一下：“你嗓音也好听。”
——结果被班主任一通臭骂：“你以为你在演电视剧啊？”
不过他一点也不丧，还私下告诉大家：“我成功了，至少她记住我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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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军伟那时还没意识到“喜欢”是什么。他对女生的感觉，还停留在“谁字写得好看”、“谁做操动作标准”这种朴素的审美上。
但有一次，他和周婷因为班级黑板报的事情被派去宣传栏贴报纸，周婷一边压纸角一边低声说：“你力气大一点，别让风吹起来。”
他顿了一下，忽然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听。
等贴完纸，周婷拍拍手上灰，说：“谢谢啦。”
他心里一动，回家的路上走得特别轻，连踩水坑都觉得像是踩在云上。
当晚他写日记，写下了一句话：“今天跟周婷一起做事，好像特别安静又舒服。”
——那是他第一次，在心里默默写下一个女生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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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年他们刚刚十二、三岁。还不知道“爱”是什么，也说不清“喜欢”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但他们的心，悄悄张开了一角，朝着另一个人生长。
未来的很多年里，他们都还会遇见很多人、错过很多事。但那一年夏末初秋的某个午后，一个不经意的回眸、一句不明缘由的心跳，就这样，留在了回忆的底色上。
1997年的秋天，东安县一中的教学楼外，梧桐叶飘落，天高气爽。那年初中生的世界里，最常见的沟通方式还不是手机短信，而是写信。
写在课本边角的便条，夹在作业本里的纸条，或偷偷塞进对方课桌的信封。没有邮件提示音，没有己读回执，只有一份期待，一种羞涩的勇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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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ter Sun开始给图书馆女孩写信，是在十月。
他写的不是情书。他太腼腆，也太认真。信的开头是：“你好，我常看到你在图书馆角落看书。我觉得你看书的样子很安静，也很努力。我也喜欢看《意林》，谢谢你那天帮我捡起铅笔。”
他没有写名字，只在末尾画了一个小太阳。
他想了很多天才写出短短几行字，还特意用蓝色中性笔，写在那种带有格子的信纸上。他把信悄悄塞进了图书馆那本常被她翻阅的《意林》第27页。
那一周，他每天都去翻那本杂志，却什么也没等到。
首到第五天，他看到在原页上多了一张粉色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好，看到你的留言我也很开心。你是哪个班的？你喜欢什么书？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”
落款处，是一个蝴蝶的简笔画。
Peter在图书馆里站了很久，心跳得厉害。他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自己的世界有了一个新的颜色。
他们开始用写信的方式交流，偶尔聊读书、偶尔聊老师布置的作文题，有时还附上一句“今天吃的食堂豆腐不太好”之类的废话。
那是Peter人生第一次与异性通信，一封封信，像是从心底写出来的呼吸。他不敢告诉任何人，甚至连最好的朋友李军伟也没说。他怕一说出来，那个秘密就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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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有些感情的“第一次”，并不温柔。
那年秋天，胡宇辉“被分手”了。
他自认为和小李“互有好感”，但小李根本没把他当回事。班里另一个男生，也喜欢小李，干脆当着大家的面开玩笑说：“宇辉喜欢你耶。”
小李一脸嫌弃地回了句：“谁喜欢他啊，脑子进水了？”
胡宇辉当时脸就红了。回到家，饭也没吃，躲在房间里把日记本狠狠地撕了三页。
“我有什么不好的？”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忍不住小声念叨，“我不是挺逗的吗？我会讲笑话啊……”
那晚他第一次觉得，“喜欢一个人被拒绝”这件事，是多么疼。
第二天他装作若无其事，还跟李军伟打闹，但他内心很清楚，从今往后，再看到小李，自己都会不自在。
那年他十西岁，第一次意识到，有些喜欢，不会有回报；有些热情，是会被泼冷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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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周婷的“第一次孤单”，来得悄无声息。
有一天下午，她生病没去上学，魏丽娜没来看她。
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，窗外风吹着窗帘，阳光在书桌上斜斜洒下。她窝在床上，忽然觉得自己离学校很远，离朋友也很远。
她试图写信，却不知道该写什么。
“今天没去上学。一个人待着，有点冷。”她写下这句话，又划掉。
她第一次发现，自己有点依赖魏丽娜。
平时两人总是形影不离，一起回家、一起去小卖部买辣条、一起偷偷在书后写小说。但这一天的缺席，就像心里少了一根肋骨。
傍晚，她终于收到魏丽娜的来信，简短几行：
“你怎么没来？我还以为你生气了呢。今天语文老师表扬了你上周的作文。我替你高兴。快点回来，我等你。”
那一刻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因为原来，有人一首在等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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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李军伟，在这一节里的角色是观察者。他看到Peter写信时那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也看到胡宇辉故作轻松的逞强，还目睹了周婷发呆望窗时的孤单。
他把这一切默默记在心里。
那年他还不懂“感情”的多种样貌，但他知道：人，是会走散的，也是会被想念的。
青春不止有喜欢和快乐，也有失落与等待。
而这些最初的感受，便构成了他们成长过程中，最珍贵的情绪底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