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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很多人印象里，古代社会虽然等级森严，但总还有一条“向上”的路，就是科举。贫寒子弟，只要勤奋苦读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这似乎是所有底层人家的“出路”和“希望”。可是这条所谓“希望之路”背后，那些被碾碎的梦。
所谓“连中三元”，是指一个人从童试、乡试、会试一路第一，拿下状元。听起来是不是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剑封喉？可整个中国科举1300多年历史里，这种人一共才出了16个！
对，你没看错，16个。连中三元是传说里的神话，而不是普通人能企及的梦想。
就拿清代来说吧，乾隆年间的统计，全国的秀才（也叫生员）就有100多万人，但一年能考中进士的，只有300人左右。什么意思？平均下来，十万人里只有三个人能爬上那座“独木桥”。
而且进士只是“起点”，真正当官还得进翰林，走吏部那一套流程。多少人中了进士，一辈子却没能“授官”，最后还是回家开学馆、教孩子、卖字为生。
你以为读书能改变命运，现实却告诉你：你只是千万人里那个掉进沟里的。
我们来看看一个真实的例子——刘廷玑。
他是安徽太和人，出身寒门，靠父亲种地、母亲织布供他读书。他从小就聪明伶俐，八岁能背《诗经》，十岁就能作对联，全村人都觉得这是块读书的料，将来一定能“光宗耀祖”。
结果呢？他从十五岁第一次参加童试开始，足足考了三十次，每一次都铩羽而归。他考到西十多岁，家里地卖了、房也卖了，最后连纸笔都买不起，只能靠给人写对联、卖字维生。
他在晚年写过一句话：“寒窗十载空负志，黄榜无名白发生。”读起来真是心酸到了极点。
刘廷玑不是唯一的失败者，他是千千万万个寒门书生的缩影。那些被称为“落第举人”、“寒窗腐儒”的人，其实就是梦碎的奋斗者。
还有一位湖南人叫胡世炘，连续参加了60次科举考试，最后依然没有中进士。他儿子都己经当了县官，自己还是个秀才，结果气得一病不起。
很多人觉得，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公平的一种制度，读书就能出头。但咱们真要看看数据，就知道这制度看起来公平，实际上是“筛人”的工具。
咱们来理一理考试流程：
童试：县学考，合格者成“生员”（也就是秀才）；
乡试：三年一次，中者为“举人”；
会试：中者为“贡士”；
殿试：皇帝亲自排位，选出“状元”“榜眼”“探花”；
看起来流程清晰、层层选拔，像现代高考。但实际上，这每一级都是血海。
以清代为例：
等级 全国参考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
生员（童试） 约150万人 取1-2万人 ＜1.5%
举人（乡试） 每三年20万人参考 取约500人 ＜0.25%
进士（会试+殿试） 每三年2-3万人参考 取约300人 ＜1.5%
你看这数字，就明白了：不是你不努力，是这套系统本来就不是为了让你成功的。
而且，考试并非只考文章，更多时候考的是出身、关系、运气。
你家里要有点钱，才请得起好先生；你得有空，才有时间脱产读书；你得有人指点，才知道怎么“八股文”答题。
明朝中期以后，很多考生甚至要“送礼打点”才能考中。有人写信回家：“若不送礼五十金，断无中举可能。”你说这是考试，还是买卖？
在唐朝中期之前，科举还真有点“寒门逆袭”的意味。当时的门阀制度逐渐瓦解，读书人有了上升的空间。唐朝的韩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，都算是相对寒门出身。
但到宋代以后，情况开始变味。
统计发现，从宋朝到清朝，中举人的家庭背景逐渐固化。也就是说，你爹是举人，你更可能考中；你爹是泥瓦匠，你考中概率极低。
咱们用一组数据说话：
明代万历年间的《登科录》显示：所有进士中，约有52%是官宦家庭出身；
清代嘉庆年间，有研究统计进士出身，超过60%来自读书门第或世家。
这种“代际复制”的现象，在清末达到了极致。甚至形成了一个“世袭秀才”的怪象——有钱人家，每代出几个秀才，靠科举保住地位；穷人家三代寒窗，连个县试都通不过。
更讽刺的是，有些“贵族”家族，为了保证孩子中举，干脆请人代笔，还能中榜。你辛辛苦苦写了十年八股文，不敌人家一场交易。
考科举可不是免费的，咱们算一笔账。
以明清为例，一个秀才平均每年花费银两如下：
吃住书本费用：每年约10两白银；
参加考试路费：2～5两；
礼节性花销（请客、打点）：5～10两；
一次乡试花费，可能高达20～30两白银，而那时候一户普通农家的年收入，才10两不到！
所以很多考生家里都要卖田、典当，甚至向高利贷借钱。
我们看一本清代笔记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里头就记载了一个读书人，连续考了二十年，最后欠下债务，债主上门要账，他只能写信给亲戚：“救我一命，就是救一个举人。”结果还是被抄家变卖。
甚至出现了一种职业叫“举债读书”，书生靠借钱应考，希望一旦中举，就能一举还清，顺便发达；结果失败者多数选择了跳河、上吊，成为“举场亡魂”。
古代考场的严苛，不只是指难度，还有那种“非人道”的折磨。
乡试、会试一般设在秋天或冬天，考场叫“贡院”，一个人一个“号舍”，其实就是一个简易木板小隔间，长1米、宽0.8米，人坐进去勉强能动。三天三夜不能出门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。
你得带干粮、夜壶、文房西宝，别说写文章了，能活着出来都算幸运。
有一年，清代北京贡院因为暴雨，考场积水，有人被淹死在号舍中，尸体三天后才发现。还有人因为“夹带”（就是作弊）被当场打死。
这种“人肉炼丹炉”里，有无数年轻生命被“烤糊”，只换来一张写满八股文的草纸。
我们听过很多“励志故事”：范进中举、曾国藩五次不中后成一代名臣、林则徐苦读得道高官……可你知道吗？这类人之所以被反复宣传，是因为他们太罕见了。
你每年在电视里看到几个“寒门状元”，就以为这是常态；其实他们不过是千万人里一人。
就像买彩票，你天天看着中大奖的新闻，结果忽略了99.999%的“没中奖者”。
清代的状元张之洞，自幼聪慧过人，中进士时年仅二十岁。但他后来在奏折中写道：“科举之道，实为磨人性灵之器。”就是说，这制度不但耗人心力，还压制创新思维。
张之洞当了官后，极力推动“废八股、兴学堂”，反对传统科举。因为他明白——这制度不是造福人群，而是筛选奴才。
科举制度，当然有它的进步意义——它确实在早期打破了门第限制，给了一些平民出头的机会。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它越来越像一座“绞肉机”：穷人拼命往上爬，最终大多尸骨无存；有钱人搭桥修路，几代人稳坐官场；成功者被当成“榜样”，失败者则悄无声息地被吞没。
“连中三元”的神话固然耀眼，但它就像天边的流星，偶尔划过，却照不亮大多数人的人生。我们纪念那些考中状元的名字，不该忘记那无数“刘廷玑”、“胡世炘”们的泪水。他们不是失败者，他们是制度的牺牲品，被遗忘的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