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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说到“方士”或“术士”，大家脑子里可能冒出的画面是：穿破布长袍的老头儿、手里拿着木剑、口中念念有词，在山上跳神、炼丹、画符。
但其实，你要是穿越回古代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：这些“神神叨叨”的人，并不是江湖骗子，而是朝堂上的“正规编制人员”，有官职、有俸禄、有话语权，甚至能“左右国策”。
方士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古代专门研究“长生”“升仙”“天道”“鬼神”“风水”“气运”的那一类人。他们的工作，不是今天的“迷信”，而是实打实的“政治辅佐”。
你可能觉得荒谬：皇帝真信这套？
不只是信，而且离不开。
尤其在制度缺乏科学逻辑、皇帝个人主观意志极强的专制时代，方士的“作用”极大。他们既能“解释灾异”、平息人心，又能“寻找祥瑞”、巩固皇权，有时候还能“预测敌情”、“制造天命舆论”——说到底，是皇帝的“思想保健医生”+“宣传统战员”。
方士之所以能上升为国家级“制度角色”，其实是一段从“野路子”变“官配”的历史。
我们挑几位关键皇帝，来看看“方士上位史”。
汉武帝刘彻堪称方士崛起的“第一推手”。他在位54年，封疆拓土，军事扩张，但同时，也陷入了“长生不老”的执念。他不是说说而己，而是大规模搞行动：
他封“封禅泰山”，邀请上百名方士“祈请仙人”；
他甚至在宫里建“神仙坛”、设“仙人馆”，命术士驻扎；
为了“延年益寿”，他常年吃丹服药，结果晚年精神错乱，杀了不少无辜大臣。
最关键的一次，是方士栾大跟他说：“陛下服此丹可羽化升天！”结果他信了，一边吃丹，一边搞“大祀”，最终不仅没升天，还导致宫中毒发频频，变成了“药死人工程”。
但汉武帝的最大“贡献”在于，他把“方术”这东西纳入了政治工具箱：凡遇天灾人祸，他就让方士来解释“天谴”；一旦打了胜仗，就让方士造“祥瑞异兆”，比如“甘露降”“黄龙现”“白鹿走殿”。
这是他玩出来的一套“政治符号工程”——老百姓看不懂真实政治，但能看懂“天意”。
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搞“长生术”的皇帝。他找来了方士徐福、卢生等人，送去大量金银珠宝，要他们“东海求仙”。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徐福吹得神乎其神，说“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山有仙药”，结果一去不回；卢生则编出“海神守药，要神兵护驾”这样的说法，拖延时间、骗取资金。
秦始皇最后暴怒，杀了不少术士，但迷信心态并未收敛。他五次东巡，妄图“驾临仙山”，病死途中，口中还念着：“仙药还未到……”。
秦始皇让人看清了一个残酷现实：专制皇帝越怕死，就越依赖神鬼之说。
唐玄宗李隆基本来是个英主，早期整顿吏治、改革军政，还创下“开元盛世”。但到了晚年，他沉迷于炼丹术与方士说法，开始频繁接见李白、司马承祯、栾大等一众“神仙级方士”。
尤其是术士杨国忠上位后，和其妹杨贵妃一起推崇“气数说”“阴阳风水”，宫廷内天天画符吃丹、打通灵之术。
这股“宫廷炼丹风”首接毁掉了决策层理性，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时，玄宗竟然“相信术士所说‘此劫可过，不必担忧’”，延误军机，最终仓皇逃亡马嵬坡。
可怕的是：他不是“信错了一个人”，而是信错了整个制度逻辑。
千万别以为方士只会舞剑画符，他们干的“正事”可不少，按现代标准来看，他们至少“兼职”五个部门：
方士职能 相当于今天的…… 举例
看风水选址 国土规划与城市设计 唐代选定长安、明代定都北京皆请术士看风水
占星定吉凶 天文与灾害预测中心 汉朝“星象入史”，记录日食月蚀决策国家行动
炼丹延寿 卫健委+药监局 道士胡三省炼丹致皇帝中毒身亡
制造“神话宣传” 新闻部、意识形态部 秦汉时期“白鹿”“神龟”层出不穷，用于制造正统
谣言打击政敌 政治公关+诬告举报组 唐代“李林甫借术士诅咒李亨”，掀起太子之争
从这个角度看，方士不是“非主流”，而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他们制造的是“政治合法性的幻想”，用“神秘学”解决“现实问题”
我们必须反过来看一个问题：这些“妖言惑众”的方士，真的是靠自己“骗术高超”上位的吗？
未必。真正的关键在于：
制度给了他们机会，甚至需要他们存在。
为什么？
因为古代帝制社会没有现代“法制”“媒体”“选票”“数据”。政权要维稳、要引导舆论、要统一思想，只能靠“天命说”“祥瑞说”“天象说”这些超自然的东西。
方士就成了这套机制的“合作者”甚至“建构者”。
比如：
老百姓不懂政治斗争，但一听“皇帝是天选之人”，就会信；
打仗打输了，方士可以说“因朝廷不敬天地，致神怒”，皇帝罚几天俸禄，民意就消了；
宫中有人作乱，方士说“犯太岁气运将衰”，顺理成章地清洗异己。
这不是“迷信的胜利”，这是缺乏制度制衡的社会对“超自然解释”的刚需。
方士不是病毒，而是“制度制造出的免疫系统替代品”。
方士的权力巅峰，大致在汉至唐五代。到了宋代以后，儒学崛起、科技发展、理学建立，方士慢慢被排出核心权力圈。
尤其是朱熹等人倡导“格物致知”、理性思维，朝廷不再以“神兆”作为主政依据。
到了明清，虽然还有“钦天监”存在，但更多是象征意义，而非政治实权。
但即便如此，方士思维并未真正退出皇权政治的底层逻辑，比如：
明成祖朱棣篡位后，找方士制造“天意逆转”的祥瑞文书；
清雍正登基前夜，也有“天象异动”“红光照宫”之类传说西起；
太平天国甚至首接借“上帝附体”来发起农民起义。
这些都说明：哪怕换了人当皇帝，但制度的迷信土壤若不改变，方士总会以某种形式卷土重来。
历史上每一位“妖言惑众”的方士，其实都不是自己横着走。他们之所以能上殿入阁、影响国政，是因为皇帝需要他们替自己说话、解释风险、掩盖真相。
方士的兴盛，是皇权制度的一个漏洞，也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幻觉温床。
正如一句古话说得好：“术士横行，不是因为他们神，而是因为皇帝心虚。”
历史在不断重复的“神权—方士—皇帝—百姓”的闭环里，埋葬了太多王朝的理性。而每一次“方士当政”的背后，往往都是一场制度理性的彻底崩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