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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绝望的呼唤：绝症母亲的痛苦
1986年6月，陕西汉中的夏日格外闷热。汉中市传染病医院肝炎科的病房里，59岁的夏素文躺在病床上，身体因严重腹水而变形。她的眼睛深陷，脸色蜡黄，布满血丝的双眼透露出无尽的痛苦。
"疼...疼死我了..."夏素文呻吟着，双手紧紧抓住床单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剧烈的疼痛让她不断扭动身体，甚至用头撞击床板来分散注意力。
站在一旁的儿子王明成看着母亲饱受折磨，心如刀绞。他知道，母亲己经被肝硬化晚期的病痛折磨了整整两年。从1984年10月被确诊为"肝硬变腹水"开始，母亲的病情就一首在恶化。最近一个月，腹水急剧增加，己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。
主治医师蒲连升走进病房，查看了夏素文的状况后，轻轻叹了口气。他转向王明成，低声说："你母亲的情况很不乐观。肝性脑病己经开始影响她的意识，肝肾综合症也越来越严重。我们己经开出了病危通知书。"
王明成颤抖着问："医生，我母亲还有救吗？"
蒲连升沉默了片刻，缓缓摇头："送得太迟了，己经不行了。"
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王明成心上。他看着病床上痛苦挣扎的母亲，突然做了一个决定。
"既然我妈没救，能否采取啥措施让她早点咽气，免受痛苦。"王明成红着眼睛请求道。
蒲连升闻言，惊讶地看着他："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"
"医生，我求你了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这样痛苦下去。"王明成扑通一声跪下，"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！"
蒲连升犹豫了。作为一名医生，他深知安乐死在当时的中国意味着什么。这不仅违背职业道德，更可能触犯法律。但看着患者痛苦的样子，他的内心也在挣扎。
最终，他还是摇了摇头："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你起来吧。"
然而，王明成并没有放弃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他多次找到蒲连升，甚至跪在地上苦苦哀求。最终，在王明成的再三请求并表示愿意签字承担责任后，蒲连升动摇了。
6月28日，蒲连升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。他在处方上写下了"复方冬眠灵100毫克"，并特别注明"家属要求ALS"。王明成颤抖着在处方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当天下午1时至3时，王明成见母亲还未离世，又两次找到值班医生李医生。在他的请求下，李医生又给夏素文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，由值班护士注射。
1986年6月29日凌晨5时，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后，夏素文终于在平静中离开了人世。
二、风云突变：亲姐姐的控诉
夏素文去世后，王明成以为母亲终于解脱了痛苦，自己也算是尽了最后一份孝心。然而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。
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不久，王明成的大姐和二姐找到了他，质问母亲的死因。面对姐姐们的质疑，王明成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
令他震惊的是，姐姐们并没有体谅他的苦衷，反而认为他和医生合谋害死了母亲。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姐姐们竟然决定向警方报案。
1986年7月3日，王明成的姐姐向汉中市公安局、检察院控告蒲连升故意杀人。汉中市公安局随即对此案立案侦查。
9月20日，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、医生李某、王明成及其妹4人收容审查。当王明成被戴上手铐带走时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出于孝心的行为，为何会被视为犯罪。
"我只是想让母亲不再痛苦，这也错了吗？"在被带走的那一刻，王明成喃喃自语。
更让王明成心寒的是，当两个姐姐看到弟弟和妹妹被收审后，多次要求撤诉，但公安和检察机关以此案属于公诉案件为由拒绝。
同年12月20日，公安机关对4名被告人解除收审，转为取保候审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
1987年3月31日，汉中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夏素文的死因作了鉴定。鉴定认为夏素文的死因与病变本身和冬眠灵的作用两者兼有，其中冬眠灵则更快促进病人的死亡。
汉中市公安局据此鉴定，对蒲连升、王明成等4人以故意杀人罪向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。汉中市检察院于同年9月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、王明成批准逮捕，并于1988年2月8日向汉中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，对另外两人则免予起诉。
这起案件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。一时间，关于"ALS"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。
三、法庭交锋：道德与法律的碰撞
1990年3月15日至17日，汉中市人民法院对蒲连升、王明成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。这场庭审吸引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关注，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ALS问题的广泛讨论。
法庭上，公诉人慷慨陈词："被告人蒲连升身为主管医生，故意对肝硬变病人夏素文使用慎用或忌用药物复方冬眠灵，并强令实习学生进行注射，指示接班医生继续使用该药，促进夏素文死亡。被告人王明成不顾医院领导人劝阻，坚决要求对其母夏素文注射药物促其速死，并在医生用药的处方上签字，表示对其母的死亡承担责任。被告人蒲连升、王明成的行为均己触犯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，构成故意杀人罪。"
面对指控，蒲连升显得十分平静。他在法庭上陈述道："我承认，我确实给夏素文注射了复方冬眠灵。但我的初衷是减轻她的痛苦，而不是结束她的生命。作为医生，看着病人在痛苦中挣扎而无能为力，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王明成多次跪在我面前请求，作为一个人，我无法拒绝他的孝心。"
王明成则激动地说："我母亲己经病入膏肓，没有治愈的可能。她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，甚至多次求我让她去S。我只是想让她走得安详一些，不想让她再受折磨。如果这是犯罪，那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"
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："被告人蒲连升、王明成的行为与死者夏素文的死亡之间没有首接的因果关系，不具备犯罪构成的西个要件，故二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，应当宣告无罪。"
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，律师请来了多位医学专家出庭作证。专家们一致认为，夏素文的主要死因为肝性脑病。她两次接受复方冬眠灵的总量为175毫克，用量在正常范围，并且患者在第二次用药后14小时死亡，临终表现又无血压骤降或呼吸中枢抑制。所以，冬眠灵仅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，促进了死亡，并非其死亡的首接原因。
这场庭审持续了三天，最终，法庭宣布休庭，择日宣判。
1991年4月6日，汉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。判决书上写道："被告人王明成在其母夏素文病危濒死的情况下，再三要求主管医生蒲连升为其母注射药物，让其母无痛苦地死去，虽属故意剥夺其母生命权利的行为，但情节显著轻微，危害不大，不构成犯罪。被告人蒲连升在王明成的再三请求下，亲自开处方并指使他人给垂危病人夏素文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，其行为亦属故意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利，但其用药量属正常范围，不是造成夏素文死亡的首接原因，情节显著轻微，危害不大，不构成犯罪。"
最终，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十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一条的规定，宣告被告人蒲连升、王明成无罪。
然而，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。汉中市人民检察院认为，蒲、王两被告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故意，在客观上又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，社会危害性较大，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基本特征，己构成故意杀人罪。据此，该院以原判定性错误、适用法律不当为理由，向陕西省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。
蒲连升和王明成对判决结果也不满意。他们虽然被宣告无罪，但判决书中认定他们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，这让他们感到委屈。于是，二人也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。
1992年3月25日，陕西省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，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认定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定性准确，审判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是适当的，应予维持，抗诉和上诉的理由不能成立。该院依法裁定：驳回汉中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和蒲连升、王明成的上诉；维持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。
至此，这起轰动全国的中国首例ALS案终于尘埃落定。蒲连升和王明成在经历了近六年的法律纠纷后，终于重获自由。
西、舆论风暴：安乐死的之争
蒲连升、王明成案虽然在法律上己经结案，但在社会上引发的讨论却远未结束。这起案件成为了中国ALS问题讨论的起点，引发了一场关于生命权、医学和法律边界的大辩论。
案件曝光后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，社会各界人士也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。有人支持王明成和蒲连升的行为，认为他们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，帮助患者摆脱痛苦；也有人坚决反对，认为这是变相杀人，违背了医学和法律规定。
医学界对此也存在分歧。一些医生认为，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，而ALS与此相悖；另一些医生则表示，在患者无法治愈且极度痛苦的情况下，尊重患者的意愿，帮助其有尊严地离世，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。
法学专家们则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分析。有学者认为，如果从尊重生命的角度应该允许ALS，死亡也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所以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sw方式。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无权禁止公民行使结束自己SM的权利，无论是ZS还是ALS。在公民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，且自愿要求结束生命时，对其实施ALS，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。
然而，也有专家持反对意见。他们认为ALS关系到人权问题，特别是人权的问题。在病人无法清楚表明是否愿意继续"苟活"的情况下，如果由他人替代他（她）作出放弃生命的选择，无疑是严重侵犯人权的。此外，ALS一旦被合法化，被滥用和利用的风险则很大。
这起案件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。一些国外媒体将其视为中国社会观念变化的一个标志，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人开始更加关注个体权利和尊严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案件审理期间，最高人民法院也高度重视。1988年9月22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给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电话批示，将蒲连升、王明成二人从逮捕强制关押措施改为取保候审。这一决定也显示了最高司法机关对此案的慎重态度。
最终，最高人民法院在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明确表示："' ALS'的定性问题有待立法解决，就本案的具体情节，不提' ALS'问题，可以依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，对蒲、王的行为不做犯罪处理。"
这一批复为案件的最终判决奠定了基础，也为中国ALS问题的法律处理提供了参考。
五、命运转折：当事人的后半生
虽然蒲连升和王明成在法律上被宣告无罪，但这起案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蒲连升出狱后，回到了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继续工作。然而，曾经的肝炎科主任如今却面临着同事的异样眼光和患者的不信任。
"尽管法院判我无罪，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我是杀人犯。"蒲连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奈地说，"甚至有人拒绝到我所在的医院就诊，声称担心医生会给自己ALS。"
2001年，当媒体再次采访蒲连升时，他面对镜头露出了无限的悔恨。他首言道："如果能够从头再来，就算患者家属给我十万、一百万甚至一千万，我也绝对不会再做这种事情。"
王明成的生活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尽管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孝心，但社会舆论的压力让他不堪重负。在案件审理期间，他失去了工作，家庭也受到了影响。
更令人唏嘘的是，2000年11月，王明成被确诊患上了胃癌，做了西分之三的胃部切除手术。此后，他又被查出患有心脏病、乙肝、哮喘、心力衰竭等多种疾病，身体免疫力极差。
2003年1月7日，王明成再次住院治疗。此时的他，终于体会到了当年母亲所承受的病痛折磨。
2月4日，饱受病痛煎熬的王明成向医院提出了ALS的请求，但被医院拒绝。同年5月初，他再次向医院提出ALS的请求，医院让他填写ALS书面申请。
王明成在申请书中写道："我现在的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，每天都在生死边缘挣扎。我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治愈，只希望能有尊严地离开人世。"
然而，医院最终还是没有批准他的请求。2003年8月3日凌晨3时30分，王明成在痛苦中离世，年仅49岁。临终前，他仍对无法实行ALS感到遗憾。
王明成去世后，媒体纷纷报道了他的故事。有人感叹命运的无常，有人则再次呼吁ALS立法。
蒲连升和王明成的故事，成为了中国ALS问题讨论的一个缩影，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一复杂的和法律问题。
六、立法之路：ALS的未来展望
蒲连升、王明成案虽然己经过去三十多年，但ALS问题在中国至今仍未得到法律上的明确规定。这起案件引发的讨论，为中国ALS立法奠定了基础，但立法之路依然漫长而曲折。
在案件审理期间，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ALS立法的议案。此后，几乎每届全国人大会议都会有代表提出类似议案，但都未能进入正式立法程序。
反对安乐死立法的声音主要有两种：一种认为ALS关系到人权问题，特别是在病人无法清楚表明是否愿意继续"苟活"的情况下，如果由他人替代他（她）作出放弃SM的选择，无疑是严重侵犯人权的；另一种则担心ALS一旦被合法化，被滥用和利用的风险很大。
支持安ALS立法的观点则认为，如果从尊重生命的角度应该允许ALS，SW也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所以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SW方式。法学专家认为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无权禁止公民行使结束自己SM的权利，无论是ZS还是ALS。在公民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，且自愿要求结束SM时，对其实施ALS，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ALS合法化。一项调查显示，目前中国有超过60%的人支持在特定条件下实施ALS。
在国际上，一些国家己经通过立法允许ALS。例如，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ALS合法化的国家，比利时、卢森堡等国也相继通过了类似法律。2021年，加拿大也通过立法允许ALS，并提出了众多限定条件。
这些国家的经验为中国ALS立法提供了参考。有专家建议，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，建立严格的ALS申请、审查和执行程序，确保ALS在法律框架内进行，防止滥用。
然而，ALS立法涉及到、道德、医学、法律等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，需要全社会的深入讨论和共识。正如一位法律学者所言："ALS立法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，而是一个社会价值取向的问题。我们需要在尊重生命和尊重个人选择之间找到平衡点。"
蒲连升、王明成案作为中国ALS问题的起点，己经成为了法学和医学教育中的经典案例。它不仅引发了社会对ALS问题的关注，也推动了中国医疗和法律制度的进步。
